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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风险规制中大量的价值权衡又要求对决策权力应当从政治和法律方面保持经常性的控制，受决策影响的群体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表达他们的诉求。

[5]我们的时代呼吁宪法成为‘活法，即不仅仅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而且应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践层面直接得以实现。就实质意义言，凡对公共财政有重大影响及长期持续性之法规范，均属财政宪法‘范围…惟财政宪法规范所以别于一般法律者，在于确立财政立法之目标、权限与限制，以及作为违宪审查之依据…是以一般而言，财政宪法仍限于宪法法典中有关财政之法规范。

但是，中国是否最终将确立美国式、德国式抑或是法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这一宪法决断实非学术研究所能解决。部门宪法正是在宪法针对不同社会部门开始作分殊化解释后，顺势发展的自然结果。故部门宪法的释义方向，和以条文‘为对象的解释方法，有关联的并不限于所谓的体系解释‘观点，实际上它应该全面的影响各种解释方法的操作。至于金融制度，是否包含财政在内，则有争议。近年来，亦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22]胡锦光：《论宪法规范的基本特点》，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战后德国基本法同样有意的不设国家目标的规定，保持宪法对公共政策基本的中立性。这里再一次强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过程中合理推断出隐含的宪法解释权必须是以两者本身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为前提的。

另外，违宪审查281篇、宪法监督151篇、宪法解释141篇。附随于裁决过程中的宪法解释属于隐含的宪法解释权。（2）以听取和审议的方式对国家机关的工作是否违宪进行监督。{15}上述三个条文的内容与现行《宪法》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极为相似。

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一开始确定的重点题目中就有如何保障宪法的实施这一内容。（三）小结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到七八宪法，有关宪法解释权归属主体的设计虽然从来都不是重点，但或隐或显的都被提及。

{3}还有认为所有行使宪法上规定权力的主体都有宪法解释权。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宪政实践中，解释宪法的表现形式有三种类型：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来阐述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各项规定，并认为这是我国宪法解释的最主要方式。{6}绝大多数论文及教材在涉及我国宪法解释实践时，往往会用虚置或休眠等词语来形容，如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长期处于虚置状态，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20}从各方群众来信中，设立一个机构来专司监督宪法实施的建议从未断过，至于何种类型与名称的机构，则各有不同的建议方案。

不再使用不适当之类不确定的概念。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在撤销国务院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时，以及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同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时，也必然隐含有裁决式宪法解释权。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有如此层面上的宪法解释活动，才造成我国宪法学界总是重复、交叉着使用宪法解释、宪法监督、违宪审查等概念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7页。

由此可见，阿特贝格对法律关系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国家与私人之间，他认为在国家内部组织构架当中，即使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只要可以通过法规范进行调控，也可以形成法律关系。因此，在行政法总论的架构过程中，并不适宜以权利理论取代法律关系论，毋宁说是后者包涵前者。

(4)需要借助多边法律关系的观察视角，考察第三方关系人的法律地位。报告指出：行政法的教义学(Dogmatik)和私法相比，显得落后。

总之，行政活动的合法化，已经很难依靠形式合法化逻辑来实现。法律关系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因其采用的分析要素比较完整，所以有助于观察者获得正确的法律结论。而在确认之诉当中还有请求确认法律关系存否的广泛的诉讼型态。德国著名行政法学者巴霍夫(O. Bachof)教授，可谓法关系论的最早提倡者。后世的行政法学者大多仍在从事迈耶行政法体系的拾缺补遗与精雕细刻工作。因此，本文将对德国法律关系论提出的背景和过程进行简要的分析。

二、行政法体系核心概念的流变(一)行政法律关系论的提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公法学界展开法关系论的研究。因此，在这一时期德国不可避免地形成两种国家观念的对立，亦即从政治传统中延续下来的高权国家观与作为社会新思潮的自由法治国家观。

由于该理论缺乏实质内容，不能提供有关行政法原理、原则或规范的明确法律知识，一般只是将行政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定性概念，旨在与民事法律关系相区隔，以排除民法的适用和民事审判权的介入。概念法学的任务就在于对历史长河中和现行的实定法规范进行逻辑分析和处理，提炼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素材，并对该素材进行概括、抽象和归类，使其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实定法规范和制定、解释法典提供一种统一的和标准的概念性工具和框架性结构。

总之，行为形式理论重视行政之主体性与特殊性，而并未将所有与行政相关的法律主体之地位与作用纳入整体考量，所以行为形式理论只关注行政行为相对于法规范的适合性，而并不考虑是否与相对人或其他法主体的主观权利相契合，所以行为形式理论不能提供有效的人民权利实现机制，这种状况显然与行政的民主化与人权尊重的宪法原则相背离。⑧关于行政的合法化危机问题，参见王锡锌：《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境》，《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所以行政法学长期以来对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保障问题缺乏重视。而法律关系的思考模式，无疑是行政事实分析与规范诊断不可或缺的工具。行为形式论与法律关系论的有机结合，可以更好的实现行政法的任务———行政的适法性控制与人民的权利保护。对于行政法律关系论的提倡并未涉及行政法的阿基米德定律。

鲍尔公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1)公权不应局限于个人公权，国家公权亦同时存在，所以对公权概念必须重新界定。⑧面对现代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必须通过引进新的理论模型才能予以克服。

海伯勒将行政法律关系视为重构行政法学体系的新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德国公法学界在20世纪后期重新关注这一既有的法学概念，显然有其特殊原因。

即使相关实证法没有关于公民权利的明确规定，但根据宪法基本权条款以及社会生活的利益关系状况，仍然可能推导出主观权利的成立。作为行政法总论改革的重要学说之一，法关系论在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同样受到广泛关注。

至于Verwahungsakt为何不直接译为行政行为，而采用行政处分一词，大体是因为受到日本影响，日本自明治维新继受欧陆法制以来，很早就已使用处分或行政处分称呼行政官厅执行法令所为个案之决定。举例来说，在法律关系的理论视野之下，行政法不再只是控制行政之法，而是调整行政与人民关系之法。[13] (P66)可以说，法律关系提供了完整观察法律事实的分析工具，对于从单纯行为形式无法认识到的当事人之主张和行为、权利义务之形成和变动、法律的生效时点和存续期间，甚至是社会生活之安定与和谐等法律问题，法律关系理论均能予以观察和评价。③行政处分概念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集中体现在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化功能上。

其次，行政处分向下则衔接司法救济，行政处分直接对应撤销诉讼的救济方式。而司法审查，涉及的并非单纯行政与法律的关系，而是对行政与人民之间法律关系的仲裁任务，能够熟练运用法律关系分析具体个案，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

德国行政法学界在1997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法律关系的研究论文，但其争议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参见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2-1333页。

实际上，以单一行政视角构建行政法学体系的方法，存在诸多局限和弊端。其次，行政活动的类型化研究展现了不同行政活动稳定而明确的法律特性，行政行为形式作为简约版的行为规范，是理解、掌握和运用的行政实体法、程序法与诉讼法的入门工具。